红盘配资平台刘擎、蓝江谈哈贝马斯：“交往理性”作为公共生活的基础

当代西方最知名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、当代黑格尔、现代性卫士……在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和碎片化的祛魅时代，尤尔根·哈贝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是西方学术界和思想家罕见公认的巨擘。正如美国哲学家德沃金所说，哈贝马斯不仅很出名，而且他的出名也已经很出名。

3月14日，德国哲学家、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去世，终年96岁。他离去的时候，正值全球地缘冲突加剧、社会极化日益严峻，这座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，以“交往理性”的观点在公共领域映照了几十年的思想灯塔，逐渐黯淡。

晚年的哈贝马斯图/Encyclopædia Britannica

1929年6月18日，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一个中产阶级家庭。他的童年在纳粹统治中度过，和当时几乎所有德国男孩一样，也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，一度相信纳粹灌输的世界观。1944年，哈贝马斯还被征兵，尚未开赴前线战争就结束了。纽伦堡审判揭开纳粹的真相，哈贝马斯受到极大的震撼，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种他认为的良善的社会秩序。

哈贝马斯是先天唇腭裂患者，经历了多次手术，发音受到影响。‌因为疾病，他受到家人悉心照顾，也遭到同龄人的嘲笑和排挤，他很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也看重人的社会关系。

1949年至1954年，哈贝马斯先后辗转哥廷根大学、苏黎世大学、波恩大学，学习哲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、经济学。他的学术名气始于1953年，这一年，海德格尔再版经典著作《形而上学导论》。哈贝马斯发现，这位当时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，没有修改之前拥护法西斯主义的言论，24岁的哈贝马斯非常愤怒，在报纸上撰文公开批评海德格尔。

1962年，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出版。他回顾了18世纪欧洲中产阶级在咖啡馆里借助报纸讨论政治、并试图就关心的问题达成共识的历史，提出理性沟通能够建立起民主社会。此后，哈贝马斯在这个观点上继续深入思考，于1981年出版了篇幅超千页的两卷本巨著《交往行为理论》，提出影响巨大的“交往理性”，这本书被视作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哲学作品之一，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。

哈贝马斯学术生命力旺盛，90岁时面对3000名听众，站着做了将近90分钟的演讲。2022年，93岁的哈贝马斯注意到，新媒体的兴起不仅对民主进程和协商政治产生负面影响，还影响着人类未来，他随后出版了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的续篇《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》。

“作为一个密切关注公共生活的知识分子，哈贝马斯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当然他的一些政治观点也引起过争议。认真表达对他的批评，看到他理论的局限，而不是一味地去赞美他，是对他的一种尊重，是我们纪念他，或者说承传他的思想遗产的最好方式。”哈贝马斯去世后，第一财经分别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，以及《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》的译者、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蓝江，他们分别谈了对哈贝马斯学术思想的理解，以及为什么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被重视。

持续至今的“哈贝马斯热”

第一财经：如何形容哈贝马斯对你的影响？

刘擎：哈贝马斯对我来说是一个导师，他的理论和观点都对我有特别大的启发。他在哲学上是一个体系非常庞大的学者，这在20世纪已经很少见了，从非常形而上的层面到实践哲学层面，他都有关注。哲学界有所谓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区别，哈贝马斯在两方面都工作过，特别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有非常深的渊源，同时又跟英美学者，像罗尔斯（美国政治哲学家，代表作《正义论》）、查尔斯·泰勒（加拿大哲学家，代表作《自我的来源》）等，都有直接的交流、讨论甚至论辩，是一个非常开阔的人。

他和罗尔斯影响了我对公共问题的立场。哈贝马斯也非常博学，阅读面特别广，是个巨人，又特别关心现实，不光写学术著作，还对公共领域发声，给报刊写文章，是我的楷模，一个根本不能抵达的榜样——这种精神感召了我，他的思想引导了我。

第一财经：中国的“哈贝马斯热”从上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，为什么他的思想对中国读者具有长期的吸引力？

刘擎：哈贝马斯理论的主体精神和中国儒家的思想脉络不一样，但是有精神契合，就是要和而不同、求同存异，有分歧的时候通过商量来达成一致，所以他非常重视中国的经验，也来过中国。当然，他在科索沃战争的时候，在以色列问题上，有一些观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，而且他的政治观点跟自己主张的理论也有不一致的地方，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。我们可以质疑他，这是很正常的。

蓝江：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国家处在思想转型中，发现法兰克福学派也在讲马克思。当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崇温主编了《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》，里面就有哈贝马斯的《交往行动理论》。也是从那套丛书里，我们不仅读到哈贝马斯，还有他的老师阿多诺，以及霍克海默那些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。他们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新路径，自然引起很多中国人关注。

第二个原因是，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爆发了很多思想争论。我记得我读书时，就看到有一本书叫《交锋》，围绕私有产权、社会道德滑坡等问题，产生激烈争论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需要为辩论奠定一些基础，后来大家发现，哈贝马斯的“交往理性”是适合中国建立对话秩序的，哪怕有不同意见，都需要放在一个平台上来讨论，言语的归言语，法律的归法律，政治的归政治，这样各种派别才可以百花齐放。

到现在为止，世界又很乱，我们更觉得还是要理性对话。尤其是中国，在现在的国际局面下，我们内部秩序一定要稳定，就要建立一个理性的对话秩序。

“交往理性”奠定公共理性基础

第一财经：具体来说，你会关注哈贝马斯的哪些思想？

刘擎：哈贝马斯试图解决“韦伯难题”，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以宗教为价值观来做道德和政治基础的时代已经过去，世界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，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新基础？德国另外一位前辈思想家马克思·韦伯，把现代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。韦伯提出，到现代社会，大家不相信上帝、天道这些东西了，在“祛魅”的世界里，现代社会陷入了多元主义的“诸神之争”。哈贝马斯想重建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，提出“交往理性”，靠商谈达到共识，然后以此为依据，展开公共的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，他也获得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。

当然大家会说，人和人之间这么多分歧，怎么谈得通？就算靠上帝，基督教内部还有不同的派别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打了30年，世界就是这样，要么谈要么打。所以，哈贝马斯并没有说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了，他知道战争有极大的诱惑和可能性，大家没有耐心谈。但是在战争创伤和灾难之后，人们就愿意谈。

哈贝马斯提出“交往理性”，以及“交往理性”的四个条件：可理解、真实、正当和真诚。他还提出“理想交谈情景”，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，能够平等地、自由地展开理性讨论。当然这些理论太理想化了，实践上不是都能达到的，但是清晰的定义、规则是重要的，为世界建立公共理性的基础，这就是思想家工作的价值。

第一财经：这几年国际局势急剧变化，尤其今年，很多人觉得世界又退到丛林法则了。但是不坚持某种理想主义，世界不是会更加混乱吗？

刘擎：对，如果有理想，让美国能“虚伪”一点就好。有一句名言，虚伪是对美德的致敬。2003年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，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搞出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，想尽办法让联合国对美国军事行动授权，最后联合国没授权，美国发动了战争。

现在美国就更不堪了，连虚伪都不要了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国家在一些场合的表达还是很重要的，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和问题，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。还有欧洲内部，二战后法国和德国和解，欧洲开始一体化，后来又建立欧盟，欧洲有了70年左右的和平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就。

不是说理想没作用，要建立理想，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，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，他对世界共同生活的愿景和理想，显得特别重要。否则按照现实原则走，最后大家都是双输，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，要就全球事务达成一定的底线共识，这个目标不管多难，我们还是要去追求。

第一财经：哈贝马斯在谈交往理性时提出“主体间性”的概念，意思是人不仅是一个主体，也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关系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拗口，你认为可以翻译成最简单的三个字“在人间”，为什么这样理解？

刘擎：哈贝马斯的《交往行动理论》非常复杂，简单来说，现在的社会已经被一种观念或者思考框架过度制约了，就是主客体关系。我们先是把大自然看成客体，把人类看成主体，慢慢发展成把客体看作是为我所用的取用关系，自然变成了自然资源，再后来，又把人工具化，比如说“人力资源”，就是说人可以作为资源。

但是，人不能只当作资源，要把人当作人，所以康德说，人是目的而不只是手段——当然，人有的时候是可以作为手段，但是不能把人只看作手段。所以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就是把人看作人的一个表达，这是第一。

第二层更深刻的意义是，主体性哪里来？主体性不是自明的，不是无中生有的、封闭的、锁死的，而是向世界开放的。也就是说，通过人与人的交流，人的主体性才可能不断形成、生长、发展。所以，主体性本身是嵌入在主体间性的世界当中，才成为可能，比如你点外卖，也是参考了外卖网站的推送、销售的排名等因素才做的决定，这些决定都是产生在人与人之间的。

所以我说，我们都是在人间生活，没有所谓的一个自我。现在特别讲究自我，讲究爱自己，主体性这个词也变得特别绝对，需要反思和批评。人的主体性从哪里来的？从小就在家庭通过主体间性获得，所以现在一个特别爱自我的人会发现，世界上有很多NDP。但是，病理学上哪里有那么多NDP呢？其实是，很多人都是以大家认为的方式，首先爱自己、关注自己。

尤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，大家是匿名的，说话就不负责任，这就是列维纳斯讲的“他者之脸”，我们看不到对方的面容，人家也看不到我们的面容，就容易发展出一种大家说话都不负责任的、戾气很重的状况。哈贝马斯想建立真正的主体间性，树立一个标准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离理想化的状态有多远，看到我们的局限性。

自媒体时代的思想局限

第一财经：《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》是哈贝马斯最后出版的著作之一，他为什么在93岁高龄的时候，还要写这样一本书？

蓝江：在2022年出版的《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》里，哈贝马斯关心自媒体的崛起对传统媒介的挑战。哈贝马斯认为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够主导舆论和公共理性对话的媒体逐渐弱化，或者消失了。今天的自媒体表面上也在对话，但实际上更多是拉仇恨，是极化的语言，可以主导对话的规则消失了。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，尼克松和肯尼迪第一次在电视上辩论时，主持人主持规则，他们可以在很多政策或者观点上进行辩论，但是绝对不能谩骂。到了拜登和特朗普电视辩论时，特朗普辩论的对象不只是拜登，他甚至把矛头对向主持人，实际上就是质疑了整个辩论规则。

自媒体的极化导致了中间派势力的消失，也就是哈贝马斯讲的，公共领域里最基本的理性对话规则没有了，没有媒体“守门人”。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十分焦虑的，试图在民粹化、极端化的数字媒体时代，重建一种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的关于公共领域的交流规则，但是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的局限。

第一财经：局限是什么？

蓝江：他本人不用推特、脸书等新媒体，对现在网络媒体中特别撕裂的内容不了解，对网络的认识还停留在10年甚至20年前，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。但是不管怎样，哈贝马斯关于建立公共秩序的主张还是值得追求的。建立一个公共秩序仍然是解决当下自媒体时代网络对立化、民粹化思潮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我的看法是，自媒体时代需要建立一种现代数字规则和基本秩序，不是任由平台发展。现在很多商业性平台只管流量数据和初审，没有承担公共责任。哈贝马斯在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里谈到很多报纸在公共领域中起的作用，其实最早的报纸跟今天的互联网一样，也有一段混乱期。

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类比，互联网时代相关法制还没有健全时，网络上也会出现擦边、危险、暴力等内容，需要慢慢归置，不是一蹴而就地全部到位。但是，我们需要一个公共程序去讨论网络空间的基本规则，也包括AI技术引发的问题，需要尊重哪些基本原则。制定好规则后，我相信情况会比当下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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